爆炸7个月后，石棺终于建成，盖住了4号反应堆。2016年，旧石棺30年使用年限到期，被新石棺取代。新石棺由28个国家援建，耗资15亿欧元，使用年限是100年。100年后将如何应对，仍然未知。
在巨大的石棺面前，游人们静悄悄的。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会被向导反复提醒，再往里靠近，辐射将增强。人们只能远观，并站在雕塑前拍照。没有人大声说话。
旅行社的路线里，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当年因核电站而繁荣、后来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它距离核电站仅有3公里，事故发生后变成了一座“鬼城”。
几乎所有来访者都对这里印象深刻。青黄色的苔藓爬满了路面和阶梯，虫子在植被中穿行，走在那里，黄小婉感觉，掩藏在树林中的学校、医院、酒店等建筑已宛如一体，干裂的游泳池、残破的看台、生锈的碰碰车，到处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
事故发生前，这座为了核电站而生的城市曾聚集了高科技人才，是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
游客们现在只能从大巴车上的纪录片画面里认识这座城市：标准的苏式建筑分布在开阔的道路两旁，穿着制服的科技工作者们开着车去上班，推着小车去超市购物，据说，那是当时乌克兰区域内唯一一家超市。正在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的体育场，一个儿童正高兴地和妈妈待在一起，拿着气球和糖果蹦蹦跳跳。
“那些人现在都不在这里了，小孩的笑容也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对比带给卢桢一种剧烈的冲击，“这比建筑本身的破败还要震撼。”
普里皮亚季的必游之处是一座摩天轮。它黄色的外观是萧条景象中难见的一抹亮色。计数器贴近摩天轮的座舱，会测出辐射数值超标4万倍。这座摩天轮命运多舛：原计划在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开放日的4天前，爆炸发生了。爆炸次日，它只临时开放了几个小时。
事故发生的那天，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阳台上，人们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反应炉散发出来的深红色光芒。
“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一名居民事后这样向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描述。
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政府承诺，撤离只是两三天。当时，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
事实是，这里成了禁地，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
2015年摄制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大娘们》记录了一群回归老人的生活——根据当时的估计，在禁区内生活的居民约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
他们说，搬到别处后，当地人讨厌他们，说他们身上有辐射，他们又回到了切尔诺贝利。
有人从避难处步行70公里跑回来，拉开铁丝网，钻了进去，回到家里。有人回来以后，抓了一把泥土放进嘴里，发誓“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并且持续调查这些人的健康状态。多年以来，他们生活在禁区，在这里种菜、养鸡、养猪、钓鱼，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死去。在一些节日，比如“复活节”，还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伏特加。复活节对这些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8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时，人们也在为庆祝复活节而忙碌。
在距离核电站15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刘征博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此人在事故后不久就回到了切尔诺贝利，并在家中的菜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土豆，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谈起那场灾难，他的表情淡淡的，仿佛已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刘征博没好意思问什么，觉得已经打扰，“不知道怎么再问下去了”。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他们定期轮休，以代谢掉工作期间的辐射残留。这里还有近100名向导，轮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向导阿列克谢告诉刘征博，旅游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会用于援助回到这里的居民和其他受辐射者，尽管还远远不够。
在通往一个个景点的路上，他一直跟刘征博强调，“这不是游览，是访问。”
切尔诺贝利当下的处境并不乐观。禁区内大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维修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这样的境况下去，到2050年，切尔诺贝利很可能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
临走前，刘征博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算是对当地的微薄支持。作为一名游客，他只能做这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