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向导告诉他，军方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清理景区建筑，一些残破的物件会被替换。
人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体验。但在曾经弥漫过核辐射的建筑空间里，卢桢仍感觉到一种震撼，他仿佛回到了灾难降临前的时刻，听到教室里的笑声和读书声。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森林里摘蓝莓吃。但这一切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
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代表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们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还有的孩子连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中国游客刘征博(应受访人要求化名)走进了接诊孕妇的126号医院，他看到了窗边一份发黄的医疗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流产的孕妇，那些母亲们的名字、职位、年龄都被漂亮的字体一一写在了上面。他的向导阿列克谢坚持用乌克兰语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核事故发生之后，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万多人是儿童。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4号反应堆，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应炉失火了，自己去去就来。
5个小时后，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医生告诉露德米拉，不准抱他、亲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
几天后，瓦西里的尸体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进一个锌制的棺材里，安葬在莫斯科公墓。处理事故的特别委员会告诉露德米拉，不可能交出她丈夫的遗体，因为他有强辐射。如果有人抗议，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是国家的英雄，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两个月后，露德米拉生下了一个女儿，但4个小时后，这个女孩就死了。她救了露德米拉，像一个避雷针，她替母亲吸收了辐射。
去切尔诺贝利之前，黄小婉就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知道了这个故事，“太压抑了”。令她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瓦西里看到病床前放着一个橙子，想拿给妻子吃，妻子却被护士提醒，那个橙子也带有辐射。“温情和灾难的对比”，黄小婉感慨。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它们大多数被尘封在一张张海报里，一块块墓碑上，一个个雕塑的基座上。
当年，工人们在遭受强辐射的情况下，在4号反应堆上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以抑制辐射物外泄。今天，计数器在这里记录的数值仍达到正常辐射值的400多倍。
3名英勇的潜水员也拥有一座纪念碑，灾难发生后，消防员第一时间灌注的水在水泥板下方积成了水坑，如果不是这3名勇士潜入地下室将排水阀门打开，成功将水排干净，一旦放射性岩浆接触到水，将引发比第一次爆炸更具毁灭性的灾难。
根据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所述，共有10万名军人和40万名平民参与了后期的清理工作。地面上的动物被枪杀，房屋被一间间摧毁和掩埋。有人负责在核电厂屋顶清理石墨，这些石墨从反应炉中喷出，每一片都散发着极高的辐射，1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机器人在这里也失灵了。但为了保证石棺能尽快盖住还暴露在空气中的反应堆，人们只能亲身上阵。有些人不想去做，但不得不去。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20%逝世于2005年前，在人生的壮年阶段。超过90%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问题和消化道问题，等等。
